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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事务所的基本法则

当代国际事务所的基本法则

“基本法则”是今年第十四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雷姆库·哈斯选定的主题,本次展览将从2014年7月7日持续到11月23日。库哈斯想探寻建筑进化为一种国际化单一现代美学体系的这一过程。而俄伴随这一过程,他希望讨论独特的国家特质及思维的重生。

在谈到这一个主题的时候他提到“这一过渡到全球统一建筑语言到过程比我们一般看来要复杂得多,因为它包含文化,技术发明,保留‘国家’遗迹的细微做法等的重要碰撞”。“特别的国家特质仍旧存在并且伴随着国际合作及交流加剧的趋势逐渐繁盛”,库哈斯评论道。

他提到,在一个“谷歌搜索普及和记忆扁平化的”年代,地方的思维在建筑中获得复生和暴露;建筑有效的交流潜力得以在千篇一律铺张炫耀中复活是极其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央展厅将探讨不同建筑元素的历史法则(例如阳台,墙壁,门窗),但库哈斯引导各国家馆则对自己国家过去一个世纪的别样的建筑风格及类型进行讨论。

一方面是建筑功能组成与形式的国际化(全球经济的作用力),另一方面是地区语言的复兴(作为文化及地域的表达),这两者都突出了建筑制作过程中“本地”知识的储备。“谷歌搜索”式的建筑加上地区口音可能已经成为扎根于所在文化环境内的事务所的设计风格。但是对于如今也非常普遍的国际化事务所和实践,它们的操作方式是如何生成概念和表述的呢?

在一个具备国际化功能需求的建筑项目中(例如随处可见的包含办公及住宅的综合体),这种类型的空间是空调化的“中性空间”,它们与本地语言之间的相关性是什么?如何进行定义呢?如果这种项目由来自多文化背景且参与过不同环境下设计的建筑师参与,它是否对项目所在地及使用人群发生作用?另外,多文化层次的输入能够对建筑实践最终的身份及表现产生怎样的影响?

充满联系的建筑

“如今很明显是有一种惯用的建筑表达语言,但我并不觉得这是坏事,”思邦总监史蒂芬·平博理认为,“可能我们应该拥抱它而不是拒绝它——而不是太过用心地将什么都设计得故意不一样,恣意炫耀”——换句话说就是只看到了形态的特征而忽略了与环境情境的联系。思邦的目标是不是在我们所工作的环境下创造乡土建筑,史蒂芬·平博理解释道,“但也不是传送模式化的符号语言。使用者能够获得一种认同感是很重要的。他们可以在设计之中发现故事——那些与周围的联系可以穿插在我们的设计中。这样人们会和建筑发生关联。没有这种关联,那就好比放了一个外太空的不明物体。

可能,介入的方式——即孕育和有意义地塑造那些联系的“实践思维模式”——是区别各个不同的国际化事务所的决定因素。思邦的总监有来自英国,德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同时分公司也分布于不同地址,包括北京,上海和新加坡。思邦内部的员工则来自25个国家之多(成文之时),他们带来的是众多不同的体验,文化及教育背景。思邦也是以一种集合式的方法入手进行设计的,平博理进一步解释,而这种方式的核心是与所在文化环境和谐的能力。“我们利用这种文化敏感度来创造一种适合亚洲的气质,”他继续说道,“我愿意认为这一过程得益于一种思维模式或介入方式,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的总监都会在项目所在地呆上一段很长的时间。”

比如以北京为基地的设计总监杨克,他就发现回应所在的即有的肌理文脉以及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就非常重要。“在中国的城市生活过之后,我就对这里有了比以前更深刻的理解。当我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理解那里的人是如何在城市环境中利用自己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人们的习惯会因为所在城市不同而很不一样。”

例如在福州,他就观察到人们很喜欢在外面玩,和朋友邻居一起聊天,聚集在街边摊儿上吃东西。这种习惯于是影响到了福州五四北泰禾广场的形成,发展出一个多面的切割建筑整体的表皮系统,和建筑后端的一个24小时夜市。他解释说,“设计想法是使在这一巨大体量内穿梭的人们能有多变的体验,创造出不同的角度,从而助推一种具有活力的街区生活,更重要的是延续了当地的传统习惯而不是试图改变或与之断裂。”

思邦为万科设计的北京旧宫综合体项目就回应了杨克所观察到的存在于城市中的古城肌理。“在万科旧宫项目中,我们试图打开实体的体块,增加城市与屋顶之间的连接流线的可见性。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与开阔的城市之间嫁接联系”, 杨克解释说。

他表示“可能旧宫和福州项目的基本法则是一样的,因为它们处理的都是一种标准化的建筑类型。如果万科旧宫位于别的地方,它可能还是会包含一样的基本法则和主要概念。”但是当提到杨克所定义的 “设计中更加个人的习惯”,城市的影响就自然发挥作用了。“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为什么万科旧宫项目与福州泰和广场在样貌上差别如此巨大,”他评论道。

“不同的还有一些怀念式的元素,例如在旧宫项目中用到的北京常见的水磨石板。它们几乎遍布北京地铁站内部地板,也用在原先旧时代的家装中,所以北京人会对这种日常廉价的材料有一种怀旧情节,”杨克解释说。“一个中国的设计团队可能绝不会建议使用这种水磨石材。但我们喜欢这种当地存在着的生活体验,以及这种材料的颜色及耐用性。我们也收到来自项目团队内部成员较好的反馈,当我们讨论这个想法时,他们提到‘这个材料带来一种温暖,让我想到了小时候。’”

平博理早在2000年左右就开始在亚洲实践,而之前大部分都是在英国。“我没有觉得我现在和我在欧洲的工作方式有太大不同,”当然他的整体策略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但他不得不熟悉亚洲城市的情况及条件,以及合适所在地区人群的表达方式。“人无法做到一夜之间了解一个地方及其文化,”他说,“你需要在这个地方花很长时间才能参与到该文化的渗透和扩散,这只能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潜移默化之中。你获得的这种认识越多,就越能将这些认识糅合到设计想法中,从而使人们能够通过这些想法找到你作品中的认同感。而这是无法伪装和一蹴而就的。”

思邦的“明星”

尽管项目是由总监领导,思邦的工作过程还是为设计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度,以实现形式与解决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巧妙的细腻的发展。他们不同的文化城市背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如何影响到他们之间及与所在项目场所之间的交互模式的?

Uldis Sedlovs: 通过语言收获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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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高级建筑师Uldis Sedlovs是在2012年加入思邦上海办公室的,之前是在里加(为拉脱维亚的一个公司)及利雅得(为一个丹麦公司)工作。他在拉脱维亚所学的专业是建筑和哲学(法语文学)。来到亚洲怀揣的是远大的专业及个人目标,他希望挑战自己对于空间的理解,以及他适应陌生环境及突发状态的能力。他还渴望了解关于中国传统建筑中对比例运用的知识。

在之前所处的工作环境中,Sedlovs总是在团队组长主导的创意方向之下发展。而思邦上海则不同,团队内部的工作与协调更加细腻融合。这就开启了集合创作的机会和权利,以及塑造建筑过程中不同角度的影响。

“国际团队的概念就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可以导向更创意的设计过程,”他留意到。但据他的观察一个人的国家文化背景并没有个人的习惯特征在思邦工作内(指和设计决策相关的表现)表现得那么强烈。“人们之间主要的不同不在于因为文化影响下的审美差异;而更多的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在时间管理和决策上的能力。”

可能这种观察结果与思邦秉承的快速的工作风格有关。Sedlovs解释道:“思邦的基本原则是以快速高效的方法满足客户的需求,同时兼顾速度和质量。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公司在自身所诉求的质量与市场所妄想的数量之间可以如此平衡。这是微妙把控之下的一种关系,不同寻常!我猜这一成功背后部分的原因是本地专业人士与外籍专业人士之间的协调。”

然而思邦的多国籍员工环境还是影响到了Sedlovs,不是在设计或是审美语汇上,而是在词汇表达上。他发现语言的不同应用具有产生新的解决问题的策略的潜力。他进一步解释,“我们每日每时表述空间,时间,以及任何相关的不相关事物的方式都能是也其实是最有效的想像和创造未来的工具。多文化之间的语言使用;你从未听说过的表述方式;为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意思,这些都影响了我工作的方式。不经意的误解和可笑的错误反而能激发新奇的思路,开启新的探索领域。”

Sedlovs目前参与设计上海浦东区的一个综合体项目。项目的功能内容仍然在讨论中,但是到现在为止可能会包括的是购物广场,街区化的商业空间,三个SOHO的塔楼,一个办公楼,一个通向地下的与已开通地铁线的连接体。“我们还在整合设计原则,空间语言等要素,”他描述早期的设计过程。人们的购物习惯以及对公共空间的利用情况的变化都在影响着这个设计的发展方向。“我们正在为公共空间的质量制定一套自己的目标,期待实现与未来消费者更加强烈的联系。我们对于这个商业空间的观点是它不单是一个购物的地方还会是承担其他功能的一个载体,”他总结道。

他还在参与台州的一个大型的项目:塑造一个新的滨水区和位于城市较不发达的沼泽区内的新公共空间。台州王林洋岛设计受到中国宋代《清明上河图》的启发,参考传统的中国建筑布局及比例。然而对于思邦在中国场所内明显融入中国特色这一倾向Sedlovs格外小心,“在中国国内的见闻让我留意到中国现在对自身历史遗产的处理有诸多问题。这里流行着一种复制古代建筑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潮流。因此我们事务所在拿捏历史元素时应小心谨慎。尽管它可以创造出强烈的表达,并且很容易解读,客户也更欢迎,但是它存在着象征性覆灭的危机。在建筑语境下,历史性参考元素会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敏感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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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dis Sedlovs近期参与的台州王林洋岛屿项目。

Phi Lu: 发现新的工作和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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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 Lu生于中国南部城市武汉,毕业于南京大学,成为思邦合伙人前还未曾在海外工作过,她明智地选择在祖国开垦这无限的机遇。而有意思的是她的建筑师职业却一直围绕着国内的国外建筑师事务所。在2009年加入思邦之前她在一家欧洲公司的北京办公室工作。她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国城市中发生的急剧的变化,也经历了建筑设计行业局面的变化发展。

在欧洲那个事务所工作时,她遇到了极其严格的分工。这种明确设定的工作范围要严格遵守,导致员工个人的设计及方法很少得到发展的机会。“思邦的工作结构更加动态和灵活,”她说,“工作过程不会那么像流水线了,员工有机会触碰到项目的各个环节。这有利于职业的发展,还能通过研究和互动为员工创造更多开发潜能的机会。”

在思邦这种灵活的充满探索可能的环境中,各种不同的教育与国家背景是否会影响到她工作的方式呢?“思邦的员工因为国籍与教育背景的不同,思考及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有所不同的,”她解释说,“从同事那里发现差异并学到新东西是令人激动的。和他们共事总会刺激我不断打破自己的惯性思维。”

广义上说,中国快速的发展现状鼓励她在设计工作中采取适应性的和策略性的技巧。 “建筑师无法改变现状疯狂的节奏,他们只能随之尽可能地应变。从客户的角度考虑很重要,但是也要照顾如何为市民创造更多益处。”她目前参与设计一个在北京的SOHO和商业项目,这个项目包括一个巨大的城市中心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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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 Lu目前参与设计一个北京的SOHO和商业项目。

Yun Wai Wing: 找寻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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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香港的建筑师Yun Wai Wing(2013年加入思邦)在完成香港的社会学和建筑学专业学习后留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并完成硕士学位。“当时完全被福亿(FARMAX)大楼惊到了,深刻意识到建筑竟能受到社会信息的巨大推动。”他曾经在鹿特丹的MVRDV事务所工作过两年半,在那里他很享受工作室所有成员间常规展开的开放性设计讨论和辩论。

“概念清晰是MVRDV的终极目标。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环境,然而学术化的切入方式以及对于惊人设计概念的追求导致一些项目只能停留在纸面而无法落地成形,这是他开始找寻不同实践方向的初衷。”

“我认为实现(建造)一个项目的过程和创造激动人心的纸上概念一般重要,如果不能算是更重要的话。亚洲看上去是目前想法最可能成真的地方,”他解释说。在经济大发展和客户较为开明的基础上,Yun相信亚洲的建筑师可以超越单一的实用主义,在天马行空的概念和可行性之间实现平衡。他目前代表思邦新加坡办公室参与设计两个位于中国的项目。

他留意到不同国家的建筑师之间的设计方式有何不同吗?“我感觉到不同,”他回忆自己不断变化的方法论经历,“荷兰建筑师关于建筑的体量花大量时间。蓝色泡沫做成的组合模型经常是一个项目设计的开始,这种研究方法会延续到设计过程始终。而我从这里的英国建筑师同事身上看到的是他们更注重项目早期阶段,不同建筑元素之间的贯穿表达。而我的菲律宾的同事则是更侧重技术方面。”

这样的不同的策略会如何作用到他所从事的不同地域的项目呢?“思邦以最终实践结果为核心的设计方法对我的影响大于员工内部多国籍或多文化的影响。”他继续说到,“实际上尽管大家的工作方法论有差异,但我觉得思邦新加坡办公室的文化氛围是相对一致的,较比于北京办公室来说。这种一致性和大家在亚洲所呆的时间和经历有关。史蒂芬·平博理 和皮特·莫瑞斯就长期在这里。我的三个菲律宾同事都在新加坡生活了有超过八年了。我在他们身上嗅到一种文化表达中的‘新加坡’模式。”这种油然而生的同质性,Yun认为,就是一种对文脉的理解融合。

Yun的设计方法受到他在项目中追求文脉意义的驱动。“找寻所在地对于建筑的重要关联因素恐怕是我现在的首要兴趣。”面对深圳前海500米延伸的综合体这一巨大挑战,他找寻参考价值以催生设计决定——规模的,智慧的或是文化的参考。他还用自己的闲余时间记录新加坡(他的新家)城市,为的是更好得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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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 Wai Wing参与设计的前海项目展示出一种山体的建筑形态。

城市中和实践中的拼贴

“我想说思邦的方法是缝合流畅的,但是我们又可以根据项目的具体条件做出变化的回应,”平博理解释说,“认识到不同城市的内质——或者我们的风格——不一定要完全一样是很关键的。我们没有固定的风格限制或绘图方式,相反我把思邦想成一个包含许多个体的集合体,不分层级的工作过程将这些个体的想法贯穿,我把思邦的工作定义为城市与文化多重影响和参考下的表现。”

他还提到了柯林·罗和佛列德·科特在他们合著的《拼贴城市》中所讨论过的城市交叠和城市诗意的价值,以及詹姆斯·斯特林的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折衷的再理解。柯林·罗和佛列德·科特支持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在“整体”与“部分”之间寻求一个中间地带——即介于完全科学的手段和本地化拼装之间——的看法与思邦及其输出的结果尤为切合。实践于国际层面但着眼于地方层面,依赖于一种多文化视野,这可以看做是库哈斯所哀恸的千篇一律奢靡成风的设计毒症的一剂解药。思邦建筑所使用的方式,所融合的程度及所贡献予的城市都将是它成功的度量标尺。


[1]第十四届国际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基本法则,http://www.labiennale.org/en/architecture/news/25-01.html , 获取于2014年3月18日。

[2]同上.

[3]Dezeen,“2014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将‘砍断与当代建筑的联系’”雷姆库哈斯评论说,http://www.dezeen.com/2014/03/11/rem-koolhaas-venice-biennale-2014-more-details/ , 获取于2014年3月18日。

[4]柯林·罗和佛列德·科特著作《拼贴城市》,麻省理工大学出版(坎布里奇),1978年。